城市日益承诺净零排放目标，但其剩余排放（residual emissions）策略的稳健性仍不确定。研究人员考察了103个旨在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欧洲城市的方法。总剩余排放量为61.4 MtCO
城市日益承诺净零排放目标，但其剩余排放（residual emissions）策略的稳健性仍不确定。研究人员考察了103个旨在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欧洲城市的方法。总剩余排放量为61.4 MtCO
e/人（吨二氧化碳当量/人），表明快速的脱碳进程。所有市政策略都依赖临时的、基于土地的二氧化碳移除（CDR），其次是碳信用（carbon credits，占40%）和永久性二氧化碳移除（占32%）。研究人员构建了剩余排放策略稳健性指数（RESRI）以评估补偿策略的稳健性，表明当前成熟度处于中低水平，且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尽管城市在方案绘制和治理方面有所投入，但很少关注土地可用性、城市肌理成为分布式碳汇（distributed carbon sink）的潜力、碳逆转防范、监测、时间安排和量化（估算仅覆盖总剩余排放量的18%）。研究人员还提炼了应对剩余排放的建议和最佳实践。
在全球净零承诺快速扩展的背景下，城市层面的剩余排放（residual emissions）策略已成为气候治理的关键议题。尽管净零目标已覆盖全球约三分之二的经济体、近80%的排放和人口，但现有研究指出，净零目标的稳健性参差不齐，尤其在二氧化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和碳抵消方面缺乏清晰定义。城市作为日益重要的决策层级，对CDR的实施和研究仍不充分。为此，研究人员基于欧盟“100气候中和与智能城市使命”（Mission Cities）中103个欧洲城市提交的气候中和行动计划（Climate-Neutrality Action Plans, CNAP），开展了实证评估，探讨城市如何定义和应对剩余排放。相关成果发表于《Nature Climate Change》。研究显示，这些城市计划到2030年将人均排放降至约0.8 tCO
e，仅为欧盟27国2023年人均排放的约1/9，表明深度脱碳的雄心；但剩余排放总量仍达61.4 MtCO
e，且补偿策略的成熟度普遍为中低水平。该研究为城市净零目标的可靠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人员分析了2023至2025年间四个提交窗口内103个欧洲城市（含一份联合计划）提交的CNAP，通过专家编码和内容分析法对每份文件进行系统手工审查，将排放数据统一归入五个核算部门，并识别事实排除的排放源。研究人员构建了剩余排放策略稳健性指数（residual emissions strategy robustness index, RESRI），从剩余排放量化（REQ）、补偿选项（ECO）、补偿潜力（CP）、时间安排（T）、监测与核查（MRV）以及治理（G）六个维度进行评分。此外，还结合城市地理信息（GIS）数据、国家地质封存战略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开展模式识别和相关性分析。
研究发现，103个城市在CNAP中报告的2030年剩余排放总量为61 MtCO2e，接近奥地利2023年的全国排放量（69 MtCO2e）。剩余排放中位数为279 ktCO2e（0.8 tCO2e/人），四分位距为124–593 ktCO2e（0.6–1.3 tCO2e/人）。相对于基线排放，剩余排放比例中位数仍为20%，四分位距为18%–21%；但若与CNAP中较新的排放清单比较，四分位距则偏向更高值（18%–31%）。对52%的城市而言，剩余排放似乎只是目标设定的结果，而未分析其来源或减排约束。此外，城市通常将港口、机场、氟化气体（F-gases）等排放源排除在2030年气候中和目标之外，且仅将废物部门的scope 3排放纳入核算。从部门贡献看，固定能源（建筑、设施、设备等）的中位占比最高（50%），交通次之（31%），其他各部门贡献不超过4%。统计检验显示，剩余排放量与城市行政边界内是否存在港口或机场显著相关，表明与港口和机场相关的辅助运营、地面物流及诱发的出行模式可能构成难以削减的持续性城市排放。
所有103个城市均计划实施基于土地的临时性碳移除，其中最常见的做法是城市再绿化和绿化（98%），其次是土壤碳封存（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84%）以及某种形式的造林或改善森林管理（80%）。但只有16%和13%的城市提到在建筑中使用木材或其他生物基产品，以延长碳封存时间。28%和33%的城市分别考虑陆地湿地恢复和蓝色碳汇（blue carbon）措施。52%的城市组合采用三至四种临时性CDR选项。永久性CDR的提及率较低，仅32%的城市提到，其中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占27%，生物炭（biochar）占13%，直接空气捕集与封存（direct air capture and storage, DACCS）占7%；另有25%的城市仅笼统提及碳捕集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而未明确碳源性质。碳信用被40%的城市纳入策略，但其中仅39%提供了信用来源信息。共有14个城市同时考虑临时性CDR、永久性CDR和碳信用三种补偿选项，42个城市仅依赖临时性CDR。计划采用BECCS或DACCS的城市多位于具有较高地下碳封存潜力且国家长期战略中包含相关技术的国家，表明国家层面的牵引作用明显。
RESRI的中位数为0.5，位于“非常脆弱”和“高度有为”之间，分布偏向下端（四分位距0.35–0.61）。只有北欧和斯洛文尼亚城市进入最高区间（>
0.75），而意大利和东欧城市多处于最低区间。RESRI与城市规模、人均GDP或绿色覆盖总量均无显著相关性，但在低人均剩余排放的城市中，RESRI通常更高，提示已深度脱碳的城市也更有能力规划剩余排放补偿。分维度看，城市在补偿选项的全面性（ECO）和治理（G）方面表现较好，但在量化（REQ和CP）和绩效追踪（T和MRV）方面明显不足。仅8%和11%的城市分别在REQ和CP维度上获得最高分；尽管三分之二的城市评估了至少一种选项的碳封存潜力，但只有五分之一的城市能够量化覆盖全部剩余排放的补偿选项。所有已量化的补偿合计为11.3 MtCO2，仅占剩余排放总量的约18%。70%的城市未明确补偿实施的时间框架（T=0），29%的城市未提出监测碳封存演变的条款（MRV=0）。在治理方面，36%的城市获得最高分，采用了制度、监管、规划、金融和参与式工具。
e/人剩余排放目标虽然对应深度脱碳，但固定能源和交通这类通常被认为“易减排”的部门仍占主导，这引发对当前策略有效性的担忧。城市在资本市场的有限影响力、对部分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的有限管辖权，以及2030年严格时间表的压力，可能导致剩余排放高于本可达到的水平。此外，土地竞争是重要瓶颈：城市森林覆盖率中位数仅9%，约65%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于1，显示出蔓延式发展；若不加管理，土地可用性将制约碳移除的实施。研究人员特别强调，利用生物基材料在城市环境中储碳具有战略价值，但只有六分之一的城市考虑该选项。碳信用的使用普遍缺乏透明度和清晰定义，且多数城市对其持怀疑态度。基于RESRI的结果，研究人员认为，城市已在补偿选项识别和治理架构上打下基础，但在避免双重计算、核查碳汇潜力和明确补偿时间等方面面临挑战。未来需要为剩余排放的定义和补偿提供标准化框架，推动多层级治理，将减排与补偿目标分离，并建立长久的土地管理机制以保护碳汇免受逆转。稳健的剩余排放规划将成为地方政府展示气候领导力的关键杠杆，Mission Cities作为早期实践者，可为欧洲城市2050年全面气候中和提供经验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