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地膜在保墒增温、抑制杂草、防治虫害及提升作物产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大量残留地膜已成为农田土壤微塑料污染的重要来源。部分地区土壤残膜量已超出国家限值标准，破坏了土壤结构，抑制作物根系发育，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难度。
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问题，是推进“无废农业”建设的重要一环。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农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及资源化利用的法治要求。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全面深入推进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需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体推进，持续推进绿色农业发展。
面对地膜残留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推广应用可降解生物基材料地膜替代传统塑料地膜，被视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的重要技术路径之一。近年来，国内相关科研团队依托生物基材料优势，研发了多个系列可降解地膜产品，并在部分地区设施大棚和露地作物种植中开展了示范应用。然而，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降解地膜实际应用面积尚不足300万亩，与规划提出的3000万亩目标差距悬殊。可降解生物基材料从“试验田”走向“万亩田”，面临着若干瓶颈与堵点。
政策协同缺位，新型可降解材料尚未纳入系统治理框架。当前农膜污染治理的政策重心仍侧重于末端回收，对源头替代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尽管我国已发布《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国家标准，但针对生物基可降解地膜的认定标准及补贴目录尚不健全，导致这类材料在政府采购和项目安排中缺乏明确政策依据。此外，相关管理职能分散在不同领域，政策衔接仍存在断点，尚未形成推动源头替代的系统性合力。
成本分摊机制欠缺，生态环境保护正外部性尚未转化为市场激励。可降解生物基替代材料的经济成本显著高于传统塑料地膜，是全生物降解产品市场化推广的堵点。在经济层面，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的每亩成本约60元—70元，而全生物降解地膜普遍在130元—180元，新型生物基材料甚至达150元—200元。然而，这部分差额所对应的农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土壤生态效益，尚未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等渠道得到有效兑现。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地方财政仅能依靠有限的试点项目资金给予临时性补助，还未形成覆盖生产、流通和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稳定资金支持体系。
标准体系滞后，产业链各环节衔接不够顺畅。生物基可降解材料（如麻纤维膜等）涉及从生物基原料种植、加工生产到农业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当前，各环节之间的衔接尚不紧密，产业生态距离有效形成规模效应还有差距。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围绕此类生物基可降解材料尚无专用配套标准，绿色认证产品目录存在空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品在市场上的公信力和采购方的认可度。
推动全生物降解材料地膜对传统塑料地膜的替代，既是落实生态环境法典要求和农业绿色发展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破解当前我国农业塑料管理困局的突围之路。需抓住当前政策窗口期，坚持从生产、使用、回收、处理等全链条系统发力，着力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壁垒，加大财税补贴力度，以完备的市场配套机制引导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加速集聚，切实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强化顶层设计与跨部门协同。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政策衔接，将全生物降解地膜的推广任务纳入“无废城市”建设评估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考核体系之中。推动完善绿色投入品目录和认证标准，尽快明确生物基可降解地膜的资金补贴目录归属。适时启动“生物基可降解地膜整县推进”试点项目，形成可复制的典型经验。依托相关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系统开展应用技术规范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创新多元化生态补偿与经济激励机制。探索建立全生物降解地膜应用的直接补贴机制，对使用符合标准的可降解地膜的农户和合作社按实际面积给予定额补贴，使农户使用替代产品的实际成本接近或低于传统产品。探索创新农业废弃物源头减量的实现路径，研究制定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所产生的土壤碳汇效益与塑料污染削减效益的核算方法，试点探索农业生态积分制度和区域性资源环境权益交易平台。强化金融支持政策，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信贷资源向生物基可降解材料产业倾斜，对相关生产企业落实增值税即征即退等税收优惠政策。
完善标准体系与产业生态配套。启动生物基可降解地膜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的立项和制定工作，明确产品性能、降解速率和有害物质限量等指标，建立专用绿色产品认证体系。加强产业布局规划指导，支持相关原料产地和农业主产区规划建设“种植—加工—生产—应用—资源化利用”的县域循环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和降本增效能力。
作者单位：罗锦程，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王满生，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